林凯 知名作家，在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多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具有丰富的鉴赏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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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钱锺书的交往
宋以朗 著 陈晓勤 整理
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我父亲年长九岁，他在1998年逝世。我父亲和钱锺书从1979年起至1989年间通信，有138封。
尽管父亲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父亲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锺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S.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
我家里现在藏有一本《围城》，扉页清楚可见钱锺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惠存”。“悌芬”即我父亲的笔名。
父亲与钱锺书相识大概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哪？至少有段日子，他们每星期都有聚会。我父亲写过一封信给钱锺书，可以做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锺书信）
那年头，父亲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锺书和杨绛。
当时见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这样写道：“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2011年，正是杨绛的百岁诞辰，她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也提到当年谈话的内容。她回忆道：“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坐在人生的边上——与杨绛笔谈》）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锺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锺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锺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现在我读到这些文字，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与钱锺书通信
1949年，宋、钱两家“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内地，我们则南来香港。双方的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没有所谓高低之分，毕竟命运是不可测的。
1949年，钱先生选择留在祖国。对选择的原因，杨绛说得很清楚：“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杨绛致汤晏函，2001年10月28日）
至于钱先生本人，也许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就已借屈原身世寄托了自己不走的理由：“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我父亲来港后，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好友如傅雷、吴兴毕、钱锺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