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探析思想建党的通俗读物，通过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历史进程、经验教训、现实任务、主要路径，探讨如何通过思想建党纯洁党的队伍、塑造中国精神、增强中国力量，促进党员、干部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始终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思想建党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老话题”总是具有“新内涵”。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党中央为什么又进一步强调思想建党这个问题呢？
一、思想：人类精神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兴衰更替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法则，但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力量是什么呢？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是无形的，但力量是巨大的。科学思想往往战胜利刃强权，穿越时空界限，从而打破旧世俗，创造新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对于这种力量，各国领袖们早有精辟论断。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拿破仑说，他统治世界靠两种力量，一种是利剑，一种是思想。里根说，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识和思想的较量。丘吉尔则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事实也是这样。一些国家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重视思想的力量，而思想也有力地提升了国民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简要回顾以下三个历史片断，我们可以透视思想的真谛，感受思想的力量。
（一）文艺复兴，舞动欧洲的精神杠杆
文艺复兴是13世纪末叶至16世纪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恩格斯称之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场运动撕开了宗教的神秘外衣，打破了神学一统天下的神话，使欧洲走出了长达800年的中世纪的黑暗，在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都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相比，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沉寂的夜空，为西方一些国家实现政治变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直至称霸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导和智力保证。
在文艺复兴思想洪流的推动下，从17世纪中叶起，西方一些国家相继发生革命，一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英国1640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爆发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德国，原本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德国实行的全民教育为国家崛起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一批高等院校也带来了创造和发明的生机，智力创新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凭借这一资源，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先进的思想也催生了科技发展的应用，推动西方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在动力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产生了英国、美国、德国等一批世界经济强国，推动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文艺复兴作为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它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势力。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为西方后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整个西方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关键的影响，最终使法国走进现代文明发达国家行列。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法国造就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狄德罗等一批思想大家，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著名的先贤祠是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体现了法国对人文精神的敬重，也正是法国在今天的世界上引人瞩目的内因。
（二）落日辉煌，中国清王朝的思想悲歌
在古代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清朝康乾时期，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单就农业来看，据统计，康熙24年（1685年）全国共有耕地6亿亩，到乾隆去世那年（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国家空前富足，据记载，1736年，国库存银达到了三千余万两，相当于全世界1/4的财富集中在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的70%。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分析，中国直到19世纪中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在之前的17、18世纪将近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也一直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
然而在康乾盛世的同时，西方一些大国迅速崛起，先后赶上并很快超过中国。此时的中国仍然沉浸在“中央大国”的虚幻之中，不知道世界已是沧海桑田，依然沉浸在腐朽的王朝制度之中，实行闭关锁国、排斥一切的政策。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思想僵化，社会活力不足、创新动力缺乏、制度演化缓慢。比如，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业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他们轻视和蔑视科技，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更为可悲的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乾隆皇帝在1794年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种傲慢自大、抱残守缺的态度，使中国人根本没有好奇心去探寻世界即将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盲目自大的结果，就是导致中国的长期落后，使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被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有人说，“当中国使用铁犁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木犁；但是当欧洲使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是在使用铁犁”，形象反映了这一历史变革带来的东西方的巨大差距。保守的思想观念、落后的经济模式、落后的军事、科技手段，落后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抵抗强敌凶狠的攻击，在西方的制度体系碰撞下，显示出了整体性制度弊病，一旦交手就被击得粉碎，陷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
1840年以后，随着“康乾盛世”的落日余晖渐渐淡去，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开始滑入灾难深重的漫漫长夜。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腐朽的清王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一步一步走向亡国灭种的深渊。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残酷掠夺，严重削弱了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使中国陷入了灾难沉重的深渊。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开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外国政府、企业、垄断集团等与中国签订的大小条约、章程有1100多个，通过暴力的非暴力的、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从中国掠去的白银总数达1000亿两。通过这些大小章约，帝国主义列强全面控制了中国的海关、金融、铁路、航运、邮电、钢铁、采矿等主要经济命脉，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庚子赔款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相当于清政府4年以上的财政收入，标志着清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全面崩溃。正如列宁分析说，资本输出的剥削程度是“从一头牛身上刮下两张皮来”。帝国主义列强明目张胆的掠夺，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附庸。
关于这一段历史，马克思曾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邓小平也曾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2]
（三）思想坍塌，苏共之殇的根源
苏东剧变，人们形象地称为之“政治地震”，这一剧变确实让整个世界震惊。人们常说，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在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到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的确让人感到困惑。那么，是什么导致这么一个大党垮台的呢？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子上看，就是长期忽视、淡化甚至歪曲党的思想建设。
应该说，列宁在创建俄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对思想建党是高度重视的，也留下了宝贵遗产。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开始积极思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他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巩固政权将是“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这是一场严峻的考试”。[3]并要求每一个俄共党员要用人类已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列宁指出：“俄国社会主义者愈是迅速了解在现代知识水平上不能有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革命理论，愈是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来把这个理论运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于俄国，则革命工作的成功就会愈有把握，愈加迅速。”[4]为了从思想理论上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的经济派彻底地划清界限，列宁亲自创办了《火星报》，发表了《从何着手？》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从思想到组织进行建党的建设大纲；在《怎么办？》一文中，突出地强调了理论斗争的意义，把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他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同时，他还指出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任务。所有这些，都为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列宁所揭示的这些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然是适用的。可惜的是，苏共并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到后来，教条主义盛行、理论禁区繁多，压抑了党的活力。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也犯了绝对、僵化、教条地对待列宁思想的错误，忽视了列宁思想中的探索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使得斯大林模式不断固化。一方面，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神化意识形态，甚至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这样，苏共党内变得高度集权而又极度缺乏民主，党的理论也变成了空洞说教和僵化的教条，沦落为一种政治工具，丧失了对社会历史的穿透力，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探索。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的一些“解冻”措施，冲击了斯大林时期的僵化的思想文化，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走走停停，游移不定，没有彻底打破原有模式，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及进展也是有限的。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转向了停滞甚至倒退，苏共的思想理论进一步趋于僵化。先是苏共党内一批高级干部提出加强思想领域反自由化斗争，继而由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程》再版，删除了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内容，特别是提出了充斥幻想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苏共的思想建设进一步走向死胡同。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对于苏联来讲，最重大的变化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带着强烈的改革愿望上台。1987年11月，《改革与新思维》出版，提出“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我们在以往年代里形成的思维。”[6]此后，又反复强调建设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继续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了显示党的民主性，苏共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党内不同观点不但有权公开表达出来，而且相同观点的党员之间有权离开党的组织搞横向联合。这样，党内的不同意见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出现，在党内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有自己政治纲领和领袖人物的派别。多党状况和党内派别化没有引起苏共的足够重视，相反被认为是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深化。这种“民主化进程”很快蔓延到全社会，多年沉寂的思想领域，忽然间风潮激荡、电闪雷鸣，各种思想破土而出、交相争鸣，抒发多年积藏内心的压抑。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电视上，在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治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随着思想堡垒的坍塌，党内派别也迅速崛起，直接加速了苏共剧变、迅速瓦解的过程。
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8·19事件”后苏共被解散而没有引起太多反抗，说明苏共已经威信扫地，群众对苏共完全失去信心。实际上，苏共特别是党的高层早已经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主政苏联直到1982年突然因病去世，前后长达18年之久。他的侄女柳芭发表的回忆录中曾披露，这位苏共总书记在位时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叶利钦曾经在自传中写道：“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7]而被称为“公开性”运动的奠基人，隐身于戈尔巴乔夫之后的“精神教父”，曾任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书记、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也曾将马克思主义斥之为“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定数的，也是有规律的。遵循规律，事物就能够顺利发展；违背规律，难免人亡政息。这些年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颜色革命”“阿拉伯大动荡”，虽然这些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具体成因各不相同，但都在昭示一个共同的规律：思想大厦坍塌，必然导致政权垮台。党的“中枢神经”自身出了问题，必须导致党内弊端重重，埋伏着深刻的危机，教训极其深刻。正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这段著名论述可谓一针见血。无思想就无灵魂、无定力，注定失败，这可谓是一条铁的规律。
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走出“农民党”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党主要吸收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工人阶级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先进的思想意识和优秀的品质。在城市里，现代产业工人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成为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陈腐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几乎弥漫全社会。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怎样建设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将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发展壮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优秀分子入党。据1928年党的六大时统计，党员成分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比例又减少到7%。这种构成在红军中更为突出。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如何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环境中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面对一个“农民党”，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解决党的建设的新办法。这个新办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毛泽东在实践中创造性解决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感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万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9]事实上，到赣南、闽西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被红四军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然而，中央很快认识到这一点，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分析了形势，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论断。
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分析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0]古田会议决议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对以后党的建设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但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并非一片净土，思想建党也不可能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再一次聚焦党员干部思想问题。这是因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给革命直接带来严重失败，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同时，大批有志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些党员身在党内而思想却还停留在党外，甚至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用通俗、形象的语言提出了“思想入党”的著名论述。毛泽东尖锐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11]1945年，他又强调说：“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12]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3]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入党，就是要实现全体党员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布尔什维克化，就是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延安整风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一次成功的思想建党的实践，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思想建党问题继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14]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员数量激增，从1949年的310万人，发展到1951年初的580万人，两年时间内增加了87%。由于全国刚刚解放，发展党员条件并不严格，一些怀着各种各样不纯动机的人混入党内，造成党员质量下降。同时，由于革命胜利和和平环境的到来，党从被压迫的党成为执掌政权的党，党内一些人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一些人也存在着狭隘的小农意识。针对这种现状，中央多次向全党同志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1950年，决定开展一场整风整党运动，重点是整顿党员干部的作风。同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建党整党原则，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能够提高干部与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通过整风运动，党员干部澄清了思想上许多糊涂观念，懂得了政策的重要，纠正了一些倾向，但思想不纯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195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自1951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首先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的党员清楚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然后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这是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运动。通过这次整党，广大党员的理论认识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增强了党性，改变了不良作风，党的威信大为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发展党员工作的指导方针，源源不断地把符合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补充新鲜血液，壮大党的队伍，改善党员队伍结构、分布，同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对种种落后思想的侵蚀，思想建党的任务始终十分艰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同时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的确立丰富了执政党思想建设理论，对于纠正和防止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作了全面的论述，明确地指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和基本内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江泽民于1989年12月29日同党建理论研究班的同志座谈时，作了《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重要讲话，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并提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任务和要求。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以后，又进一步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在全国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中普遍开展了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在全国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全党兴起了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热潮，兴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出了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学习教育活动，普遍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有力地推动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大业。
结合不同时期的实践，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历史经验也逐步形成。例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保持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强调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坚持“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等。这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建党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
三、重塑思想支点，为民族复兴凝神聚力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一个民族要想登上历史的高峰，便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行将达到历史高峰的中国，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理论指导、精神支撑和动力之源。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漫长历程中，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不屈不挠的斗争，就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但激情并不等于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轮廓不清，指向不明，命运不济，特别是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的救亡图存、谋求强大的治国思想体系。洋务派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梦”，但清朝军队有了洋枪洋炮以后照样一败涂地。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推行变法自强的“君主立宪梦”，企图用“补缀”的办法挽救清王朝大厦于将倾，但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的“共和梦”，也未能改变国家和人民的悲惨命运。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仍然是近代中国人难以解答的核心问题。
梦是什么?路在哪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重大关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敏锐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最先进的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1933年《东方杂志》在当年第一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以83页的篇幅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这些梦想是对《东方杂志》提问“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么？”的回答。244个梦想包含了从1900年之后对中国的所有期待，有富国梦、平等梦、大同梦，其中也有噩梦或拒绝梦想，而绝大部分应答者对未来中国的梦想都指向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
今日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百年沧桑，民族复兴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这样近、这样亲切。过去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正如毛泽东描绘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伟大的梦想，鼓舞和激励着全体中国人，中国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绽放光彩。
思想创新则是攀登高峰的不竭动力。现如今正在发生的大变革大调整，无论是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广泛普及的信息化、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正在加快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思维模式，加深了各国相互依存，推动了世界经济版图重塑，加剧了综合国力竞争。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曾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些年讲得比较多的还有一句话，叫作“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历史上，我国曾经有过丧失机遇而落伍的深刻教训。明朝中叶浩浩荡荡的中国舰队七下西洋后便销声匿迹，而此时的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当妄自尊大的清廷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自命不凡时，西方主要国家迅速地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之时，西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却将世界经济送上了蓬勃发展的快车道。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落在后面，错失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历史机遇。正是对这种历史教训的深刻思考，邓小平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沉痛的教训警示我们，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只有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才能大有作为。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需要思想的引领。这是因为，思想的高度决定着实践的程度。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对思想变革要求之高前所未有，对发展模式创新要求之迫切前所未有。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与国际环境实现良性互动，如何对待现存的国际体系，如何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如何在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妥善处理同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面对时代大潮，谁能见识早、行动快，谁就能抓住先机、占据主动。必须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推动各国携手分享改革创新经验，在合作创新中解决发展难题，促进共同发展、包容发展。
这些年，“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党的十八大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国际社会强烈关注：新的领导人用什么样的思想治理中国？中国这艘巨轮将驶向何方？发展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影响？就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国家主席时又意味深长地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纲，这条总纲无疑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政策内涵。2014年9月，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并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版本出版发行。该书全面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工作部署，系统回答了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及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集中观察和感知中国新常态的生动、鲜活的窗口。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政党纷纷提出一系列战略构想，力争增强适应环境变化能力、提升发展竞争实力。前些年，有一本书名为《我的构想：迎接挑战追求卓越》，作者为时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书中探讨了阿联酋发展经历的多个方面：创优经历，阿联酋从区域经济中心转变为世界辅助经济中心的经历，进一步依赖优质服务、旅游、知识经济、创造性人力资源的经历，实现国家希冀的发展率的经历。该书素材来源于对发展的亲身经历、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每日的实践。书中分析了实现进步和领先的基本因素，特别是独特的构想、渴望提高人民地位的领导、有效的管理、能使领导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工作组等。《我的构想：迎接挑战追求卓越》论述的是独特的发展经验。
思想创新决定道路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定意义上也是全新事业。历史上，早期工业化国家依靠对外扩张及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壮大自己，某些后起国家则通过发动战争甚至对外侵略来发展自己，和平惨遭践踏，人类屡遭不幸。这些非和平的发展道路不仅给受压迫民族带来巨大苦难，最终也给本民族带来重大损害。历史的覆辙决不能也不应重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曾屡受战祸之苦的中华民族，更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为此，必须在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发展模式上，始终坚持开拓创新，在创新精神支撑下走出一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必将是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更替截然不同的复兴之路，必将是一条给地区和世界带来发展机会和利益之路，必将是一条给国际社会丰富启示和有益借鉴之路，也必将是一条中国式的成功发展之路。
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200年是中华民族从衰落走向伟大复兴的漫长、艰苦而又辉煌的奋斗历程。现在，200年的历史进程，已经走过1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又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我们正行进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征途上，必须抓住战略机遇，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