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球,原名苗欣宇,自由撰稿人,乐评人。在各类报刊发布文章近百万字,参与编著、编译图书多种,作品包括《观世音密码 》《传世唐卡 》《仓央嘉措诗传 》等。家中珍藏数百张音乐专辑,对香港音乐尤为热爱,是资深发烧友。目前客居广州,听歌,遛狗,写字,做饭。
这是一本记录了香港音乐盛衰史的时光书。知名乐评人毛球(原名苗欣宇)以独特的视角,带领我们穿越30年时空,回到香港音乐的黄金岁月,从第一首流行粤语歌的诞生,到张国荣、梅艳芳、谭咏麟的登顶时代,从四大天王的光辉岁月,到巨星落幕的孤注一掷,每一首曾经感动我们的歌背后,都有一段触人心弦的故事,每一段关于港乐的动人故事,都是属于你我的共同回忆。书中还有精心制作的伴读歌单,扫码即可聆听书中提到的音乐,原声演绎,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后记/不说再见
2015年5月1日,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启播了一台回顾香港流行音乐的节目,名叫《夸粤流行》,这是目前为止,回顾香港流行音乐整个历程的最全面的节目。节目的顾问说,“当年在香港娱乐业最发达的时候,我就曾经许下心愿,希望将来退休后能重回电台节目,每天放放粤语老歌黑胶碟。”这位顾问叫郑丹瑞,1987~1997年十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的金牌司仪,说这话的时候,已经61岁。
岁月让当年的英俊小生成为了爷爷级别的顾问,然而61岁的郑丹瑞还算年轻的,他请到了两位古董级音乐人为这档节目创作了歌曲,名字叫《粤唱越响》。
作曲人68岁,林子祥,香港流行音乐从英文歌过渡到中文歌的亲历者,香港流行音乐黄金期到衰落期的见证者。作词人年龄更大,74岁。
张国荣有一张至今被奉为“无法超越”的唱片《Salute》,在其中《似水流年》的文案里,他是这样写的:“好一个喜多郎,好一个郑国江,好一个梅姑姑”。给《粤唱越响》作词的74岁老人,就是郑国江。不知道张国荣写下“好一个郑国江”时,会不会想到一段往事——据说1981年时,郑国江的一首词要价3000元,但张国荣只付得起一半,郑国江没有难为初出茅庐的张国荣,给他写了《鼓手》。再之后,郑国江填词的《风继续吹》,奠定了张国荣巨星的地位。然而,从张国荣的赞叹来看,他更喜欢的歌词是1985年的《似水流年》。
这首弥漫着淡淡怀旧气息的歌曲,最后一句歌词是“情怀未变”,而在《粤唱越响》这支以回顾流金岁月为主题的歌曲中,郑国江再一次使用了“情怀”这个词,他在歌词中写道:“情怀共意念,传送岁月长”。
1985年的《似水流年》中,“情怀”是“怀旧”的方式;
2015年的《粤唱越响》中,“情怀”已经是“岁月”的注脚。
跨越了20年的“情怀”,它们有区别吗?
也许有, “情怀”是《似水流年》的“卖点”,而《粤唱越响》的“情怀”是不能“卖”的,它是一位老人回顾岁月时的微笑,没经历过的人,这笑容,你买不到。
20年,已足以让人聆听“岁月”的声音,岁月的声音,不可以轻易听到,也无人可以形容,因为听到的人,只不过心领神会地一笑。
郑丹瑞写文说,《粤唱越响》是林子祥先写了曲,交给郑国江填词的。不知道这两位老友是否有过交流,但我相信,郑国江在听到曲子中的三个音符时,已经知道林子祥想让他填上什么样的词,于是,他领会了这个暗示,在歌词中写下了三个字——“散芬芳”。
只有这样的历经了香港流行音乐从无到有、由盛转衰的老友,才有这样的默契;同样,只有那个年代的古董级歌迷,才能听出这三个音符和它对应的歌词。在《粤唱越响》中林子祥暗示给郑国江的三个音符,“抄袭”自他《活色生香》中的旋律,“香槟酒升起的泡,散芬芳”的最后三个音,而歌词,当年正是出于郑国江之手。见到这三个音,郑国江已经明白,林子祥让他写哪三个字。
有人说,“散芬芳”可能就是这个和音团体名字的由来:1981年,钟定一、刘天兰、岑建勋、陈国新等人组成的一个和音团体,取名叫“散芬芳”,1983年,他们录了一首歌,名字也叫《散芬芳》。
新一代的歌迷,恐怕已经不知道这段往事,甚至对于资深歌迷来说,它也渐渐随着岁月流失,淹没在生活的柴米油盐和生命的人来人往中。只是,有时候,在安静的咖啡厅里,在熙攘的大街上,在夜深人静的独处时,我们的耳边会蓦然响起一段古老的旋律,让我们顺声哼唱。那些深深地刻在脑海中的金曲,只要响起几个音,就会漫延流淌成一段岁月。
唱着唱着,岁月就开出一朵花来,散芬芳。
唱着唱着,我们就笑了。
这微笑,是岁月留给我们的默契,我们已经学会和岁月的美好默契地尊重,已经学会和岁月的不堪默契地和解,已经学会在怀念过去的时刻,顺便想想岁月留给我们什么。
这就是《似水流年》和《粤唱越响》中,同样使用了“情怀”的歌词,表达的却是不同的蕴含。
“散芬芳”和音团录了《散芬芳》后一年,成员刘天兰和岑建勋结婚,4年后离婚,但他们留下了一个女儿。很多年过去,2010年,陈奕迅在他的演唱会里,请一位和音歌手独唱了一首歌,这位和音歌手,就是他们的女儿岑宁儿。
对岑宁儿来说,她走过了父母曾经的路。这种亲自走过的路,才是传送岁月的情怀,而不可能是口头的表达,更不是什么可以卖的噱头。
事实上,情怀是无法口头表达的,对我们来说,听到岑宁儿的声音,就听到了岁月告诉我们的那一点东西,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但我们默契地微笑了,并闻到了往昔岁月酝酿着的芬芳。
1967年11月19日,一家免费收看的电视台在香港开播。
当时,香港已经有一家电视台,叫“丽的映声”,它就是今天“亚视”的前身。那时候的“丽的”是有线电视,最初每月每户收“电视费”25港元。这点钱在今天勉强够吃一顿中饭,但看看统计数据我们就会知道,有线电视在当时的香港算得上是奢侈消费:1971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1]为708港元。
免费电视台的好处就是架起天线就能收看,不用交钱,因此香港人通称这家电视台为“无线”,它就是今天的TVB,正规的称呼应该叫作“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的创始人有三个,一位不为人知,一位广为人知,还有一位是2014年刚刚离去的传奇。
不为人知的那位是祁德尊爵士。他是个英国人,因为服役到了香港,“无线”开张时他还是和记洋行的老板,1975年和记由汇丰银行接管,1979年转售给了李嘉诚。
广为人知的那位是利孝和。他的父亲利希慎是早年间港澳有名的“公烟(鸦片)大王”,后来香港政府宣布禁烟,他投资买来建厂的铜锣湾地皮只能转向经营,因此,留给儿子利孝和的是地产生意。利孝和是“无线”创办初期的董事会主席,“无线”搞台庆等大型活动时经常请出来做嘉宾的“利太”,就是他的夫人。
1980年利孝和因心脏病去世,“无线”的主席换成了第三位创始人,他就是那位刚刚离去的传奇,人称“六叔”的邵逸夫。
邵逸夫以前是玩电影的,所谓“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说的就是他的邵氏影业王国。不过,这时的六叔已经把主攻方向转向电视业。对这个转型,当时很多人说六叔不务正业,但现在看起来,他是位相当精明的商人。
全港总共只有90家影院,如果纯粹依赖本地市场,一部电影能收回成本就算不错。以当时的条件,投资电影盈利的办法一是对海外发行,二是在本地搞垄断,说白了就是控制院线。不过,院线这东西有钱就能玩儿。1985年,杨紫琼的前夫——富豪潘迪生的德宝公司接手了邵氏影业的在港院线,立即与嘉禾、新艺城并肩成为香港上世纪80年代三大电影公司,可最后怎么样?1992年就歇业了。可以说,邵逸夫在邵氏院线还值钱的时候找到了有钱的接手人——顺便说句八卦,杨紫琼和潘迪生结婚的时候,邵逸夫是主持人;而他们离婚的时候是1991年年底,所以历来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德宝公司简直就是潘迪生为了追求杨紫琼建的。
在众多关于邵逸夫的传记作品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他一生的两个关键词:眼光和精明。
邵逸夫的眼光在于他经常能提前十年看到未来的市场。别人投资电影的时候他买地、建片场,别人建片场的时候他在培养导演和演员,别人卖电影的时候他在全球各地建院线,他的电影王国还没走到巅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军电视业。
若说邵逸夫的精明,就在于他太懂传媒和香港本地市场了。
香港的娱乐,观众喜欢什么,投资人就玩什么。当年邵氏影业的两大王牌导演李翰祥和张彻,一个拍风月,女主角个个都是肉弹女星,一个搞武侠,主演的衣服动不动被对手抓破,对手太菜就只好自己主动撕开,总之导演要想方设法让主演露出各种肌肉,说白了都是对观众的口味。
精明的邵逸夫自然明白香港本地的电视观众想看什么。1978年郑少秋与赵雅芝版的《倚天屠龙记》改拍了结尾,为什么?这是“应观众要求”。到了1979年的《网中人》,玩法更高级了,让观众投票,“顺应民意”地让欧阳佩珊被利斧劈死,成全周润发和郑裕玲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甚至让观众们欣赏到了香港电视剧史上惊世骇俗的一个镜头:周润发和郑裕玲长达35秒的KISS。
到了1980年,“无线”与“丽的”有过一次电视大战。当时,“丽的”的几部电视剧收视率奇高,为了和“丽的”抢观众,“无线”的做法简直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将正在播出的电视剧《轮流转》腰斩,并立即启动新节目。“腰斩事件”开了香港电视史的先例,也使《轮流转》成为唯一一部没有结局的剧集。但这部电视剧成全了几个人,演员阵容就不必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5个编导里,有一个叫杜琪峰,13个助理编导中,有一个叫王家卫,还有一个是鞠觉亮[2]。
争观众、抢市场是个砸钱的行为,以邵逸夫的精明,分蛋糕不如做蛋糕。在1971年,他这边当着“无线”的股东,那边又用自己手中的邵氏影业和“无线”合作,创办了艺员培训班;1973年,“无线”又开始举办香港小姐竞选。两项投资下来,“无线”不仅把娱乐圈做大,还培养了一大批日后香港影视圈的天王天后。
邵逸夫在“无线”的操作手法,实际上和他玩电影的时代差不多:抓住观众口味就抓住了客户,造星就有了票房保障,两下结合,造出来一个巨大的娱乐市场,也造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
香港资深音乐人黄霑有篇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在论文中他将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1984~1997年被他称为“滔滔两岸潮”时代,而之前的十年(1974~1983年)则为“我系我”时代。“我系我”是黄霑的名作《问我》中的一句歌词。这首歌在当年很红,和它有关的事物几乎都可以载入香港文化史。比如,它出现在1976年的香港电影《跳灰》中,这部电影被视为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先驱,还有人说它是香港电影中首部真正的警匪片。但《问我》再红,也只能屈居《跳灰》的电影插曲位置,因为主题曲也是香港文化史上的经典——《大丈夫》。
《问我》的演唱者陈丽斯也是位传奇人物。现在所谓一夜走红的歌手,若是扒起来大多有蛰伏多年的龙套生涯。说起来还是科班出身,可当时刚初中毕业的陈丽斯是在酒吧玩票的时候,被《跳灰》的投资人萧芳芳选中的。大部分的资料里误以为她是1979年从“丽的”的艺员训练班出道的,忘记了她在进入娱乐圈的前三年的这段经历。有一首《问我》垫底,她也没必要把精力放在当歌星上,刚二十出头就退出娱乐圈了,可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了几年,竟然又唱出一首名作——1976年,前一年获得“香港小姐”冠军的张玛莉主演了一部电视剧,并唱了它的同名主题歌,叫《当你见到天上星星》;转年,陈丽斯翻唱的时候改了歌名,1981年又被叶德娴翻唱——这首《明星》,后来成为悼念张国荣活动的不二之选。
《问我》的歌词现在经常被媒体用来缅怀黄霑,因为它与黄霑个性中的豪气、洒脱相合,是其一生风骨的写照。但黄霑用“我系我”来定义1974~1983年的香港粤语流行乐坛,并不是说其时的香港乐坛有多自信、有多豪迈,相反,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这十年才刚刚起步,更准确地说,它在这个阶段才有了“我系我”的独立性。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乐坛根本没有粤语流行歌的位置。
这与香港地区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是典型的殖民地商港,社会阶层泾渭分明,上层大部分是外国人,还有少量的华人富商,下层则是本地的佣工、劳工。且不说社会地位、教育背景,就说这两类人生活中所用的语言、各自的文化都是没法调和的。上层听的是欧美音乐,个把贵族兴许还欣赏一下歌剧,而下层人的音乐娱乐形式是现在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叫粤剧。
2002年,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白雪仙,虽说这种奖项的得主都是功成名就、家喻户晓的老前辈,但很多资深影迷乐迷还是摸不着头脑。在骨灰级粉丝的提示下才弄明白,她就是张国荣十分喜欢的“任白”中的白雪仙,她和另一位任剑辉珠联璧合,是风云一时的粤剧名伶。如果不是在1999年纪念任剑辉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上张国荣开腔唱过几句《帝女花》,大部分人也许这辈子都很难听到这种地方戏曲。
那个年代很多歌手都学过粤剧,唱《上海滩》的叶丽仪就是学粤剧出身,罗文后来更是唱过粤剧。张国荣的歌迷能听出他早期的唱腔有些“板”,不如后期那么随性洒脱,还以为是录音条件或者唱片监制的问题,其实,如果联想到罗文、叶丽仪那种字正腔圆的唱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受到粤剧粤曲唱法影响的——黄霑说,粤剧粤曲的唱法,是要把曲词每个字的首韵、腹韵和尾韵全部清楚地唱出,它和日后出现的非常注重咬字的“广告歌”,一起影响了粤语流行曲的唱法。
粤剧在上世纪50年代逐渐式微,这与香港人口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
抗日战争之前,香港人口只有22万左右;但在抗战打响后,大量避难民众涌入香港,1941年的人口数字暴增为160万,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快速下降为60万;1950年,人口数字又飞速上升为220万。显然,以上的人口数字像蹦极一样窜上窜下,是和国内局势有关。十年后的1960年,香港人口达到301万,有统计说这其中有100万的偷渡人口。1970年,香港人口接近400万,到了1979年,香港人口达到510万。
大量的外来人口除了偷渡的就是避难的,他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对本地的粤剧粤曲没有兴趣。在1950年前后,大上海的娱乐工业逐步搬迁到香港,姚敏、陈蝶衣等音乐创作人到香港定居,同时而来的还有白光、姚莉等歌星。这批歌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她就是“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的“电台女王”张露,也就是杜德伟的母亲——在1996年度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好多那个时代的超级巨星集体亮相,做了颁奖嘉宾。
这样,国语流行曲进入了香港,占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
另外半壁江山,则是欧美流行曲。尤其是1964年Beatles(披头士)巡演到香港后,迅速在年轻一代中兴起了英文歌的热潮,罗文、许冠杰、谭咏麟、林子祥都组建或参加过唱英文歌的乐队。1983年度入选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就有关正杰和黄露仪合唱的《常在我心间》,这首歌其实就是猫王的《Always on My Mind》,在那一代听惯了欧美流行乐的港人心中,虽然是填了新词,但曲调却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常在我心间》很有人缘地获得了这一届的“季选最受欢迎奖”。
资深的歌迷尚能知道关正杰是谁,但对黄露仪实在陌生。其实,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红了,1979年黄露仪的英文专辑就获得香港唱片业协会的金唱片奖,日后她的英文唱片竟然超越了外国歌手,在台湾创出外语唱片发行纪录。对很多不习惯听外语歌的歌迷来说,唱英文歌的黄露仪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恐怕没有人不知道1987年的《雪在烧》、1990年的《哭砂》——黄露仪就是后来的黄莺莺。
许冠杰、黄莺莺这样的老牌唱匠都是唱英文歌起家的,这至少可以说明,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起步时就很艰难。但是,变化很快就来了。这种文化上的变化也是必然要来的,因为在香港人口暴增的背后,香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转型。
仔细分析一下1950~1979年的香港人口数字,我们就能发现另一个问题:1979年香港人口510万,除去罗文这样的100万偷渡客,还剩410万,而1950年的人口则是220万。
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简单,1979年比1950年多出来的人口,除去经偷渡途径外来的,剩下的都是生出来的,其中偷渡客们也在生孩子,刨除死亡人口,那么,战后自然出生的香港新增人口至少在200万以上。这就是说,1950年后出生在香港的人口数量,几乎等于1950年香港原有的人数。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1950年出生在香港的孩子,到了1978年的时候,也进入了生育年龄。也就是说,1950年结婚成家的香港人,到了1979年时都可以当爷爷了。
这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看另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有统计表明,1979年时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香港总人口的39%。
顺着这个思路再想下去,那么,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绝不是不可预见的,这将是一个多么年轻、有创造力和活力的社会呀。
社会人口的构成不仅影响经济,还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发展繁荣,也会与人口结构产生关联——以上的所有数字隐藏着一个诱发香港社会结构转型的根本因素:在香港人口总量中处于中坚位置的青少年群体,与父辈甚至个别爷爷辈的偷渡、避难不同,他们是纯正的香港生人。
如果说以前来香港定居的人经常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感,内心中存在“外来客”的身份焦虑,从而与香港本地有文化隔膜的话,那么,新增的这么一大批人口天生没有这个心理负担,对他们来说,自己就是“香港人”,香港就是“家”。父辈的文化来自五湖四海,搞得五花八门甚至格格不入,可对他们这一代来说,从睁开眼睛起就接受了这种多元文化,并会很自然地认为香港这个“家”本来就是这么丰富多彩。
很多学者曾经分析说,这批香港人在迫切地寻找着属于香港本地的文化,寻找着自己的声音,由此粤语流行音乐开始了起步。
其实,真实情况很可能恰恰相反。
这些人年轻、活跃、富有激情,而这样的年轻人又占了社会总人口的四成,他们像鲶鱼一样在多元的香港文化中窜来窜去,必然会迅速填平以往香港社会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沟壑,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批年轻人要做的不是“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本地文化,而是由他们作为主力军“创造”本地文化。
很快,本地文化的声音唱响了。
1974年,也就是“我系我”时代的第一年,“无线”投拍电视剧《啼笑因缘》。在以往的很多年里,电视剧有主题曲,但没有主题歌。《啼笑因缘》的编导是王晶的父亲、老戏骨王天林,他想弄出一首主题歌来,于是找到了作曲人顾嘉辉。
当时,王天林和顾嘉辉希望用粤语填词,创作一支粤语歌曲。填词人很好找,著名的粤剧编剧、曾经和白雪仙合作整理《帝女花》唱片版本的叶绍德自然是不二人选。可演唱者让他们犯了难,担心观众不能接受“老土”的粤语歌。选来选去,他们选中了仙杜拉。
仙杜拉是个中英混血儿,本名叫梁玉姬,曾与一位高山族的歌手阿美娜(Amina)成立过女子组合“The Chopsticks”,通常被称为“筷子姐妹花”,主要演唱欧美流行曲,但这个组合在1973年就解散了。选择仙杜拉的理由是她以前唱英文歌,而且衣着打扮非常前卫,用这种“洋化”的歌手搞一搞平衡,别让观众们骂就算不错。
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当时的音乐人对粤语流行歌没有信心,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首歌马上流行了起来。同一年,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也红到爆棚,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迅速认同了香港本土的音乐文化,这两首歌也奠定了粤语流行歌曲的文化地位。
《啼笑因缘》的旋律结构是AABA,A和B就是现在娱乐节目里经常会提到的“主歌”(Verse)和“副歌”(Chorus),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美国流行的曲式,从《啼笑因缘》后便成了香港流行音乐创作的标准曲式。顺便说一句,《啼笑因缘》电视剧中有位演员叫周吉,他就是香港电子乐大师周启生的父亲。
现在有媒体说,1973年“无线”播出的郑少秋版《烟雨蒙蒙》是香港史上第一部带主题歌的电视剧,这恐怕是个讹传。1972年“无线”的《星河》才是第一部,但它的主题歌是国语歌曲。而1973年的《烟雨蒙蒙》只有主题曲,电视剧播完了之后,郑少秋要出唱片,这才填词让他唱了,由此才出现了粤语歌曲《烟雨蒙蒙》,这其中有个先后顺序,不是电视剧与主题曲的关系。这样说来,仙杜拉的《啼笑因缘》才是香港音乐史上第一首粤语的电视剧主题歌。
从这首歌开始,影视剧开始成为粤语流行音乐传播的重要途径。当时没有CD,没有MP3,更没有现在商业街上这么多高音喇叭,有条件的家庭使用的是留声机,但对年轻人来说,一是得花钱买唱片,二是唱机不能移动,使用不方便,三不“个性化”,开了机器总归要受父母管制,因此,大多数年轻人听歌的途径无非就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电台的传播方式比较简单,1978年香港电台能够开办“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显然是时代的必然。但是和电台相比,影视剧对歌曲的流行起到的作用似乎更大一些。一方面,电视剧一播就是半个月,只要旋律不那么复杂,剧演完了歌儿也就很有传唱度了,另一方面,电台毕竟是针对香港听众的,而影视剧集却可以对东南亚发行,这也客观上扩大了粤语歌曲的知名度和传播范围。
由此,早年的“金曲”中大部分是影视剧主题歌就不足为奇了。比如1978年度第一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中有7首歌是电视剧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还是“无线”的剧集,而前5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50首歌里,粗略算起来有5成是电视剧主题歌,这还没算电影插曲。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办了5届后,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就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我系我”时代。在这十年中,电视媒介捧红了郑少秋、汪明荃、关正杰、罗文、叶振棠、甄妮等歌手,而新一代歌手也在蓄势待发。
这不能不说回邵逸夫“造星”的手段。“无线艺员培训班”和“香港小姐竞选”两个活动,给影视界培养了大批的演员和幕后精英,但邵逸夫又把眼光瞄在了刚刚兴起的香港流行乐坛上。1971年,“无线”就成立了“华星”娱乐有限公司,最开始只负责办演唱会,顺便为“无线”代理唱片发行。到了1982年,“华星”成立了唱片部和经理人部,签下了第一位歌手陈美龄,她就是1983年度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愿你继续醉》的演唱者。
之后的一年内,华星连续签下了罗文、陈洁灵、甄妮等成名歌手。现在看来这都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华星”签下了两位当时并不出名、但日后如日中天的巨星,一个是张国荣,另一个是刚刚在“新秀歌唱大赛”中夺冠的梅艳芳——这个比赛就是“无线”举办的,说起来邵逸夫其实还是在造星,只不过他培养的不是演员,而是歌手。
手中拥有“华星”这样的唱片公司,拥有“无线”这样的电视传媒,恰逢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经过“我系我”时代的十年淬火,已经成为香港娱乐文化的主流,那么,以邵逸夫惯常的手段,在1983年度推出“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有一首歌似乎可以为这个流行音乐盛典命名——《迟来的春天》。
《迟来的春天》在谭咏麟的众多金曲中,传唱程度并不很高。但细想起来,他最早在内地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国语版本,拗口的粤语版在当时还不被大部分内地听众接受,像《水中花》、《爱在深秋》的粤语版多少还有人能唱出来,但像《夜未央》的粤语版《梦仍是一样》、《像我这样的朋友》的粤语版《争气》、《难舍难分》的粤语版《今夜情为证》,又有多少人记得住歌词呢?
其实,《迟来的春天》谭咏麟也唱过国语版,但那要到1991年了。内地歌迷最早接触这支旋律的国语版,是在1984年。当时这支歌红遍大江南北,盒带销量达到180万,据说这标志着内地第一个真正的流行歌手诞生,唱这首歌的人叫周峰——2013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陈明又一次翻唱了周峰的国语版:《梨花又开放》。
而这支歌还有个英文版,收录在1978年的专辑《Day Dreamin'》中,歌名叫《Good Morning Sorrow》。不了解这张古老专辑的人也许会哑然失笑,这个比谭咏麟早唱了5年的人,正是张国荣。
这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中,谭咏麟仅有《迟来的春天》入选并得奖,对他来说,1983年度是“迟来的春天”,多少还有点儿春寒料峭的意思,下一年度他爆发似地入选十首歌曲、凭着三首歌横扫五座奖杯,立即一片春意盎然。而对香港乐坛来说,1983年更是“迟来的春天”,虽然比香港电台的“香港中文十大金曲”晚了五年,但这个迟来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将香港流行音乐带入了一个以电视传媒为主题的时代,暗示着香港流行音乐的春天。
说1983年是个春天,对一个人来说恐怕有点儿哭笑不得,因为,这一年他破产了。
这个人绝对是个狠角色,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目睹过父亲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可以说“东山再起”这四个字他完全不陌生,简直就是他的人生基因。
等他用短短三年爬起来后,香港娱乐圈便迎来了今天的大鳄——他就是杨受成。
198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获奖名单
1《今宵多珍重》陈百强
2《渔舟唱晚》关正杰
3《倦》叶德娴
4《激光中》罗文
5《愿你继续醉》陈美龄
6《一段情》钟镇涛
7《赤的疑惑》梅艳芳
8《交出我的心》梅艳芳
9《迟来的春天》谭咏麟
10《常在我心间》关正杰/黄露仪
劲歌金曲季选最受欢迎奖:《常在我心间》 主唱:关正杰/黄露仪
作曲作词人投票最受欢迎奖:《一段情》 主唱:钟镇涛/彭健新
AGB观众抽样调查最受欢迎奖:《今宵多珍重》 主唱:陈百强